20世纪10年代


康区


人们曾希望福音派在藏族地区的事工,在20世纪10年代将会继续快速扩展。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工人,预期的新基督徒并没有出现,同时,持续的暴力事件意味着在这个地区旅行过于危险,人们不得不考虑。


然而,不时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令宣教士感到欣慰,信心得到坚固。其中一件事发生在1917年,挪威宣教士徐丽生(Theo Sorenson)收到了一个活佛(一个被认为是喇嘛世系转世的人)寄来的信,那个活佛访问康定市时第一次听到福音,他在信中说:


“我,你卑微的仆人,曾见过几本你们的经书,我认真读了它们,这让我相信了基督。我对独生子的卓越本质和教义略懂一点,但对于圣灵的属性和本质,以及此宗教的起源,我一无所知,因此,更充分地解释教义原则非常重要,好可以启迪愚蒙和心智能力不够的人。”


长期以来,天主教在康区的事工持续遭到严酷的逼迫。

看到藏族喇嘛非常看不起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没有自己的建筑物,都是在条件很差的家里进行敬拜。他想在藏族人中建造一座可以维持几百年的教堂。教堂是用石头建的,顶上有教堂钟,就像他家乡的那样。很多年以后,教堂终于建成,今天它仍然耸立在云南省北部的茨中村。来自藏族、傈僳族、怒族、汉族和纳西族等很多民族的基督徒,都在那里敬拜神。


蒙贝最后在1914年6月12日为耶稣基督献出了生命,当他和另一名当地基督徒沿着山路骑行时,一伙强盗伏击并杀害了他们。宣教士的尸体被找到后,发现有13处伤口,是剑、石头和步枪造成的。


安多地区 


整个20世纪10年代,甘肃省著名的拉卜楞寺的喇嘛与僧侣遇到了很多困难,那时甘肃省被一个回族将军控制着。土地纠纷导致寺院被回族人被夷为平地,数百名僧侣在随后的杀戮中被处死。在这个关键时刻,藏族领袖去到该地区一个受人尊敬的宣教士那里,请他代表他们向将军交涉,恳求不要毁灭安多周边的藏族社区。


虽然安多地区主要位于今天的青海省和甘肃省,但四川省西北的部分地区也在安多统治者的管辖范围内,包括阿坝县这样的偏远地区。20世纪初在阿坝县服事的福音派宣教士讲述了一个与一个不知名的部落短暂相遇的故事,故事非常吸引人:

“一个来自阿坝县的代表团来购买头盔、枪支和圣经。他们对福音的兴趣,就像对所购买的商品一样,似乎好坏参半。然而11年后,一位来自阿坝县的侯王贪婪地购买了500份圣经小册子。侯王说:‘我们买这些小册子不是拿去卖的。我的百姓对福音感兴趣’。”


受到这些事件的鼓舞,基督徒继续给所有愿意接受的人分发藏文福音小册子。有趣的是,在西藏的宣教士常常发现,人们最被“浪子的比喻”这个福音故事吸引。


我们印制了小册子和海报来帮助讲述这个故事,它总是令藏族人目瞪口呆,似乎能与各种人物角色产生共鸣。当男人们想到自己的生活和任性的小儿子一样时,他们叹了口气,而其他人则在自己的家庭成员身上看到了大儿子的性格。所有人都被那位父亲愿意原谅并且接纳他迷途的儿子的行为感动。这使得宣教士可以与很多藏族人更深刻地分享福音,很多藏族人得知,凡愿意悔改自己的罪并信靠神的人,神都会饶恕他们一切的罪。


胡立禮(French Ridley)

宣教士胡立礼以西宁市的宣教基地为中心,在安多的藏族人服事了几十年。他1862年生于英格兰一个兴旺的采矿工程师家族,17岁时就蒙神呼召去宣教,但直到11年之后的1890年,他才作为中国内地会的35个新成员中之一,坐船来到中国。

他的第一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单身女宣教士莎拉,并与莎拉喜结连理。这对新婚夫妇一完婚,就搬到了藏族世界边缘的西宁市,他们被授命负责那里的事工。


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对他们充满敌意,但在1895年末,因18个回族村子发生叛乱而暴发冲突后,他们夫妇在社区中的地位大大得到提高。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向西宁市,虽然胡立礼没有接收过医疗培训,莎拉也刚刚生了孩子,但他们还是展开工作,每天治疗二百多名伤员。有报道说:


“胡立礼自己几乎死于白喉。死人被直接扔到街上。成百上千的伤员蜂拥来到胡立礼的家里,他们或被用担架抬来,或被人背来。莎拉独自与孩子待在家里,治疗那些去找她的人,而她的丈夫则出去照顾他们的两千个病人。”


胡立礼和莎拉难以置信的自我牺牲为他们赢得了新的尊重,他们后来在西宁市的日子里,人们对他们都很友好。

当时的中国西部疾病肆虐,危险重重,胡立礼的四个儿子有三个在童年夭折,其中两个死于猩红热。虽然胡立礼和莎拉经历了多年的痛苦和艰难,但他们继续忠心地服事神,最终当地人开始悔改自己的罪,信靠基督,这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1906年2月有9人受洗,1907年12月又有15人受洗。


活佛和达赖喇嘛


胡立礼继续抓住一切机会向藏族人传福音,1911年,他分享了一位活佛拜访他的故事,那位活佛每年都会去西宁市。

“我们和他聊天,并给了他一册《马太福音》和一册《马可福音》。他把书带走了,就像很多人一样。但是第二年他又回来了,谈话结束后,他说:‘我读了你们去年给我的那些书,对书中所讲的耶稣基督的事情,我非常感兴趣。你们能不能多给我一些书?’


我给了他《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他读了那些书,并理解所读到的内容,接下来的一年,他又回来了,说:‘我非常喜欢那些书,事实上,我想要《使徒行传》和《启示录》。’”


胡立礼不确定活佛是怎么知道新约的其他部分的,但他购买了一本藏文新约送给这位好奇的朋友。那人收到礼物后,情绪非常激动。胡立礼回忆说:


“他满脸笑容地问:‘这真的是给我的?’我说:‘是的,是给你的。带走吧!我希望你带回寺院,仔细通读它。’他把新约圣经带回了寺院,那大概有四天的路程。我相信,日复一日,每一天他都在认真地读那本书。让我们为这位活佛祷告,使他很快就能够找到永活的基督。”


胡立礼还接触到了更有名的藏族人,英国军队在1904年控制了拉萨市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到青海省塔尔寺避难一年。达赖喇嘛和胡立礼相处得很好。据报道,在他们的一次谈话中,达赖喇嘛对胡立礼说:“基督教是一种进步力量,佛教在它面前会衰落。”这个英国人也“高兴地把藏文的四福音书送给他。”


胡立礼和莎拉定居在西宁,是希望能够服事安多藏族人很多年,但计划被打乱了,莎拉突然染上伤寒,并于1913年8月去世。失去妻子令胡立礼深感悲痛,但他继续做工,这使他赢得了西宁百姓的爱戴。据说,“人们特别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说着他们的方言,不管他走到哪里,人们都能认出他的奇怪表达和语调。”


1932年,在中国服事了38年后,胡立礼最终退休并隐居于英格兰宁静的乡村。他1944年去世,享年82岁。



This article is an extract from Tibet – ‘The Roof of the World’ (Simplified Chinese): 西藏 – “世界屋脊” (简化字). You can download this or any of our other Chinese books and e-books from our online bookstore.